专访高晓松母亲张克群:幽默、乐观、直率,还有一点理想主义
建筑师张克群因为儿子高晓松而被更多人所知。
在各类节目中,高晓松经常说母亲有林徽因的风范,对他影响至深。而母亲张克群在接受我们的采访中也谈道,“我小时候是想着将来要当相声演员的,虽然相声演员没当成,但用北京话说,我说话还是比较贫的。”高晓松的外貌、性格和口才几乎都继承了母亲。
不过,张克群生在德国,长在中国,如今住在美国,因为极少在公众场合露面,让她身上颇有几分神秘。
张克群,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,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,受教于建筑学大家梁思成先生,毕业后一直从事建筑设计工作,著有“北京古建筑物语”三部曲、《高低楼房若干》《飞》《艺术人生》等。
而张克群更重要的身份是建筑师。她是梁思成的弟子,“是梁先生燃起了我对古建筑的感情”。虽然她做了三十多年设计,退休后才终于开始研究古建筑,但对古建筑十分痴迷,被朋友叫作“破庙迷”。见着古庙,就对它拍照,看个不停。
她迷恋北京的古建筑,为了写“北京古建筑物语”三部曲(《红墙黄瓦》《晨钟暮鼓》《八面来风》)走遍北京的大街小巷,还经常到门头沟、石景山的大山里去寻找书上记载的寺庙和教堂。在三部曲重版之际,我们专访了她,与她聊了聊古建筑,虽然对此痴迷,但她并不同意拿钢筋水泥去模仿古建筑,“就好像让现代人穿一个花盆鞋,丁零当啷怎么走路呀?”她认为,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和建筑形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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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写 | 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
每次在“脱口秀”中谈及自己的母亲,高晓松总是一脸幸福和骄傲。他称母亲颇有民国才女林徽因的风范,而且年轻时容貌也毫不逊色。母亲从小教他琴棋书画,他学会了前三样,并以此为生,而那句歌词“生活不只眼前的苟且,还有诗和远方”,同样出自他的母亲之口。
如果再查看更多的资料,则会了解到高母张克群的显赫身世:她的父亲是前清华大学副校长、两院院士张维,母亲是中国第一代流体力学专家陆士嘉,舅公是京城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。而她本人则是梁思成的弟子,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建筑设计师。她生在德国,长在中国,如今住在美国,因为极少在公众场合露面,身上颇有几分神秘。
《北京古建筑物语一:红墙黄瓦》
作者: 张克群
版本: 麦客文化·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9年5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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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,张克群的三卷本著作《北京古建筑物语》再版,新京报·文化客厅和化学工业出版社邀请其出席分享活动,许多观众慕名而来。她虽已年过七旬,打扮却十分新潮,戴着一顶纯白色的鸭舌帽,穿着红白相间的T恤,步伐矫健有力,连续数小时的活动和采访,丝毫不见疲态。在活动上,她像一个欢乐的段子手,时常逗得观众捧腹大笑。
她说,“我小时候是想着将来要当相声演员的,虽然相声演员没当成,但用北京话说,我说话还是比较贫的。”显然,高晓松的外貌、性格和口才几乎都继承了母亲,幽默、热情、乐观、直率,还有一点理想主义。在谈话中,各种段子、典故、歇后语和历史知识,张克群不假思索地张口就来。
碧云寺罗汉。张克群绘
她迷恋北京的古建筑,为了写这三本书,她走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,还经常开着车跑到门头沟、石景山的大山里头,去寻找书上记载的寺庙和教堂。三本书包括谈皇家建筑的《红墙黄瓦》、谈宗教建筑的《晨钟暮鼓》,以及谈西洋建筑的《八面来风》,她虽然是建筑系科班出身,但并不是一位学者型的作者,她也有意识地避免用艰深晦涩的学术语言来写作。她更像一位有着建筑和历史专业背景的导游,将建筑的门道和背后的典故娓娓道来,语言生动活泼,幽默风趣,让古老静谧的建筑重新焕发出生命力。
在活动开始之前,张克群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专访。
张克群接受视频采访。
被梁思成点燃对古建筑的热情“建筑比艺术多工程,比工程多艺术”
新京报:在《北京古建筑物语》的序言中,你提到梁思成先生是你决定学习建筑学的引路人,他后来也成为你的老师,能否说说这个过程?
张克群:我小时候就认识梁先生,他们住在我们家后面的第三排,但那时我不知道他是古建筑专家,只知道他们家有小汽车。我们叫他“梁伯伯”,老上他家玩,他一高兴,就拉着我们遛一圈。梁先生下巴上有一个挺大的痦子,有一次我问他那是干什么用的,他说,“我要是想你们了,就按一下,嘟嘟两声,你们就来了。”我信以为真,就踮起脚去按了一下,结果那个痦子没出声,是他嘴里出的声,反而引得他哈哈大笑。可见,梁先生是一个很幽默的人。
1959年我上高一,那年暑假,清华大学组织教师去北戴河休养。我不能下海,就在岸边画画,梁先生湿淋淋地从水里走出来说,“你喜欢画画呀,画得不错嘛。”他问我高中毕业后打算学什么。我说,我爸让我学外语。
梁先生说,“学什么外语呀,学外语不就是鹦鹉吗?人家说什么你说什么,只不过就是换一个声。你喜欢画画,就学建筑。建筑比艺术多工程,比工程多艺术。”然后又说,“第一堂课我都给你讲完了,你是不是将来就学建筑啊?”他比较喜欢家里修养比较好的人来学建筑。我说,那我就考建筑系吧。
后来考大学,为了绝对能上建筑系,我一口气报了四所学校的建筑系,清华大学、天津大学、同济大学和建工学院,最后被清华录取了,比录取线高出25分。
梁思成(右)与妻子林徽因。
新京报:你是1961年考入清华建筑系成为梁思成的学生,那年他刚好60岁,他讲课是什么样的风格?你对古建筑的热情,是否也受其影响?
张克群:他给我们上中国建筑史,但那时候学校对中国建筑史不甚重视,都没有教材,梁先生想起什么就说什么,不是很系统,但是他对古建筑的热情特别感人。
那时候教学设施不太好,在白墙上打幻灯片,他趴在墙上看幻灯片里的雕像,一边用手摸那墙,一边在嘴里说,“我是多么喜欢这些佛爷的小胖脚丫呀!”梁先生对建筑的热爱无以复加,那些古建筑就跟他的情人似的,给我的感触特别深。后来梁先生生病了,大概讲了半个学期就没再讲了,改由莫宗江先生讲。
梁先生最大的功绩是写了一本《中国建筑史》,过去,建筑在中国不是一门学科,它就是传统的木匠活儿,虽然也有过宋代和清代的《营造法式》等书,但那上面标的东西很难看懂。梁先生为了解读,去各种古建筑爬上爬下进行测量、拍照。
可以说,是梁先生燃起了我对古建筑的感情。虽然毕业后我没有搞古建筑,而是做了三十多年的设计,但到退休后,我终于腾出空来开始研究古建筑。朋友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“破庙迷”,有时候走着走着我就问这是什么庙,然后对着它看啊、照啊。
我就觉得中国古代的匠人太有瘾了,他们刻的东西都细致极了。现在做的仿古建筑,尤其是那些石刻栏板什么的,一看就是用电钻钻两圈,可是古人都是一点一点地打出来的,层次感特别好,有鼓有扁的。中国虽然历来重男轻女,但是故宫栏杆望柱上刻的都是一条龙接着一条凤,龙凤交替出现,每一个都刻得很细。
梁思成在测绘善化寺普贤阁斗拱后尾时留影。
新京报: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比较有意识地去探访北京的古建筑?
张克群:大概是在1993年前后,当时北京申奥,出现了一种舆论,说中国没有宗教自由,我就很气愤,说怎么会没有呢?我们有佛教、道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五种宗教,尽管我不信教,也对宗教不太了解,但是我可以从建筑的角度向世人证明中国是有宗教的。我看到北京那么多寺庙和教堂,就开始跑这些宗教场所,一边写,一边画,决定给这种言论一个痛击。
我也不知道教堂都分布在哪儿,只知道宣武门有一个南堂,于是到那儿找到一个姓赵的老神父,他退休了,闲着没事,我们俩就闲聊天。我问他北京有多少天主教堂,他告诉我市区有八个,郊区有八个。然后,我就开着车开始跑这些地方。
1904年重建后的宣武门天主教堂(南堂)。
我主要写的是宗教仪式和建筑的关系,比如说,天主教堂为什么要盖那么高?因为它基本上没有吸音材料,全都是裸露的石头,是反射性材料,这是为了取得一种交混回响的效果,如同回声一般。剧院里的回声大概是0.5秒,如果回声太大,前一句就跟后一句抢一块了,就听不清,但是天主教堂就追求这种效果。神父在那儿说“孩子们……”,那个声音会特别大,就好像是从天上来的,特别神秘高耸、不可触摸。
但是佛教、道教就不需要,这两种宗教都是平易近人的,而且各路佛爷、菩萨和神仙太多,甚至还有阎王爷、小鬼之类,一个屋子根本不够住,因此四合院这种建筑形式就特别合适,正厅住三个,侧厅住七八个。所以,不同的宗教对建筑有不同的要求。
《北京古建筑物语(二):晨钟暮鼓》
作者: 张克群
版本: 麦客文化·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9年5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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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完宗教建筑之后,当年申奥没成功,但是我写书有点上瘾了。我就想,在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,总得写点东西,让不太了解北京或者平时没太注意这些古建筑的人了解了解,就接着写了皇家建筑和1900年以后外国人盖的建筑,于是就有了这三本书。
法源寺记名碑。张克群绘
从皇家建筑、宗教建筑,
到西洋建筑
新京报: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韩书瑞教授写过一套《北京:公共空间与城市生活》,她在书中谈到寺庙不只是宗教场所,还与城市公共生活有很大关系。根据你的研究,这些场所还有哪些宗教以外的功能?
张克群:它们会使得人们比较安心。比如说,过去的城门楼都是由城楼和箭楼两座建筑构成,里面的叫城楼,外面的叫箭楼,只有城楼才跟城墙挨着,箭楼是用于打仗的。箭楼和城楼之间围成一个瓮城,瓮城里头必须有庙,为什么呢?就是打仗之前为了安抚士兵,让他们相信,万一死了,他们的魂都能回来。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并不强烈,就是所谓的“平时不烧香,临时抱佛脚”,必须得有地方让他们寄托精神,提供一种心理安慰。
另外,道教还为老百姓提供了庙会场所,北京过去有几个重要的庙会,比如东边的丫髻山,西边的妙峰山。每年的庙会差不多都得闹腾一个多月,整个华北地区的人都来,吃喝玩乐或者做买卖,跟宗教没什么大关系,这是一种民间交流。
德胜门箭楼。张克群绘
老东直门瓮城。张克群绘
新京报:北京的城市格局,一个重要特点是沿中轴线对称,这在世界上的都城中并不多见,为何北京会形成这样的格局?它对建筑设计和建造有何特殊要求?在古代,建筑如何体现人的身份等级?
张克群:中轴线是元大都时期开始的,它的中心思想是突出皇权,皇上住的地方一定是在中轴线上,而且要高大、要金碧辉煌,老百姓的房子要矮、要灰,老百姓的灰色屋顶就是为了衬托皇权的辉煌。帝都时期的北京,建筑有严格的等级要求,比如屋顶、大门、开间、台阶、彩画、门墩石都有相应的规制,其中最主要的是屋顶的形式,最高等级的是重檐庑殿顶(如太和殿)、重檐歇山顶(如天安门),然后是单檐庑殿(如后两宫)、单檐歇山,再下来是悬山正脊、悬山卷棚、硬山正脊、硬山卷棚,后四类屋顶都是用在附属建筑上。一般老百姓的房子只能用硬山顶。
不同等级的屋顶示意图。张克群绘
建筑的开间也是等级高低的重要标志,如太和殿面阔为11间,午门、天安门等为9间。王府可以有3间或5间,而老百姓家最多只允许有一个开间。王府的大门都开在正中间,而寻常百姓家的大门要靠右开。用来显示建筑级别的还有基座的高低、彩画的形式、室内吊顶的制式、门钉的数量,乃至彩画是龙还是花草,龙爪有几个指头等等,细得不能再细。
在重要建筑物的屋檐最前面的屋脊上,还有若干排列整齐的小动物,叫做走兽,走兽的数量也是有含义的,依次是龙、凤、狮、海马、天马、押鱼、狻猊等等,最高级的太和殿安放10个走兽,其他建筑的走兽数量按等级高低递减,但数目均为单数。
另外,四合院的院门也分好几种,比较高级的叫广亮大门,门扇要放在中柱上,门前有很大的空间;次一点的叫金柱大门,门和门前的空间都小很多;还有一种蛮子门,南方人到北京经商,因为他们害怕歹徒、窃贼,所以把门道弄得特别小,让里面不能藏人;还有一种如意门就更窄了。广亮大门都是官员家用的,后来富人买了官员的宅子,但是自己又不是官员,不好用官员那么大的排场,就把两边的木头拆掉砌上砖墙,只剩中间两个木门,这种门就叫做如意门。
《北京古建筑物语三:八面来风》
作者: 张克群
版本: 麦客文化·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9年5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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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京报:根据你的研究,西洋建筑在北京的出现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,国人从拒绝洋化到开始洋化,再到洋化变成一种前卫和时髦,西洋建筑是如何被接受的?
张克群:早在明末清初之际,就有天主教的外籍传教士在北京地区传教,并在此后兴建了俗称南堂、东堂、北堂、西堂的四座天主教堂,但一开始都只敢建中式教堂,后来随着大清帝国的开放程度不断增加,才变成了洋式脸面。乾隆年间,开始在圆明园里兴建西洋楼。到晚清,慈禧太后也很喜欢西洋建筑,她在颐和园的旧石舫上建了两层木结构的西洋式舱楼,半中半洋的性质。几年后,又在三贝子花园(今动物园西面)修建了一座洋式府邸,名曰畅观楼,是一个全盘西化的典型,就连内部的陈设、器具都是西式的。慈禧身边有两个宫女在法国待过,所以她对外国的东西感兴趣,但是并没有普及开来。
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,一些洋教堂被毁。此后《辛丑条约》签订,划东交民巷为使馆区,并规定“各使馆境界,以为专与住用之处,并独由使馆管理,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”。东交民巷一带的中国居民被全部迁出,清政府的各衙署被烧拆一空,东交民巷成了“国中之国”。各国在东交民巷建起了大片的使馆、银行、医院、饭店、兵营,这些建筑都是各国请自己的设计师设计,甚至许多材料都是从国外运来的。
在皇家和东交民巷的影响下,一些亲王在自家的花园里也弄几个洋式隔断、门洞,有钱的新派人士也在临街盖个洋式的大门。西洋建筑逐渐成为一种时髦前卫的事物,一些商家为了招揽顾客,也建起了洋门脸,但为了节省成本,都是旧楼贴新脸。此外,一些教会学校和新式学堂,比如顺天中学、京师女子师范学堂、京师大学堂、清华学堂,还有火车站、国会议场都开始兴建西式建筑。外国的形式和中国的材料、工艺逐渐结合起来,越来越普及。
位于王府井的天主教堂东堂。张克群绘
东方汇理银行。张克群绘
保护古建筑与发展现代城市,
如何两全?
新京报:你毕业后所做的建筑设计主要是中式,还是西式?
张克群:没式。(笑)我以前在石油设计院设计泵房,就是简单弄个屋顶,然后等工人来穿孔,因为他们得走管线,只要画好孔的大小、距离就行了,没什么式样。后来,我从德国进修回来,进了大地建筑事务所,它应该是北京最早的民办建筑事务所,到那儿就有点意思了。我做的比较大的建筑是三元桥附近的中旅大厦,它的外观像四个羊肉串,现在弄得金碧辉煌的。另外,还做了301医院的耳科实验室,都无所谓什么式,反正绝对没有做过中国古建筑式。
中旅大厦,张克群参与设计。
我虽然喜欢古建筑,但我不同意拿钢筋水泥去模仿古建筑,就好像让现代人穿一个花盆鞋,丁零当啷怎么走路呀?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和建筑形式,包括四合院我都不同意大面积地保留,那些四合院没厕所、没浴室。凡是嚷嚷着说要保留四合院的,都不住那儿;凡是住在那儿的,都说“天哪,我们什么时候搬到大楼里呀?”因为四合院不是为现代生活设计的。有人就说,四合院不会弄点下水道什么的?不能。因为没有整个城市的下水管线。所以,我认为四合院只需要保留几片好的,一般的四合院没什么保存价值。现在北京人越来越多,都得摞起来住了。
新京报: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,有很多学者在做古建筑和古城镇的保护工作,包括在上世纪50年代初,对于北京的一些古建筑到底该拆还是该保留,也有过争论。当时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过一套“梁陈方案”,主张保护北京的古建筑,把中央行政区建在城市西边,当然后来没有采用这个方案,现在怎么看当年的这个设想?
张克群:我认为这个想法是好的,但是完全不现实。第一个原因就是没钱,新中国刚成立,又打了朝鲜战争,哪有钱去盖一个新的北京城?第二,梁先生的表现方法也不好,他在平面上画几个圈,就说在这建新北京,打动不了任何人;第三,当时很多人没有房子住,要盖新城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,很多人甚至住进了道教的火神庙,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、本世纪初,才有钱把他们迁走。我的老师曾经给我们讲过,建筑空间就是金钱的堆积,没有钱盖什么新北京?
那些城墙是不该拆,但是,每个人自己家里祖宗八辈的东西也不见得都保留下来,八成也扔了,我就扔了好多东西,现在特后悔,但是没办法,因为房子不够、搬家了,种种原因不得不扔。我的老师曾经说过,你看那个青铜器漂亮吧,多有文化价值啊,但你能拿它熬粥还是炖肉?它唯一的去处就是博物馆。
1909年的北京城墙照片。
新京报:这其实也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矛盾,城市规模的扩张会挤占古建筑空间,城市发展和古建筑保护很难两全,北京的城墙为何没能完整保留下来?
张克群:拆城墙是从1903年开始的,当时为了修铁路,就在城墙上挖洞,左一个右一个,不然火车都进不来。到50年代开始拆城门楼,但没拆城墙。大规模地拆城墙是1966年,据我所知是为了修二环和地铁。原来梁思成先生建议二环修在护城河外圈,他说城墙上可以开酒吧,可以跳舞,可以开发旅游,为此还画了草图。但后来有人提出,如果修在护城河外圈,需要拆很多民房,拆了之后得安置居民,还得花钱盖很多房子,而且人家也不一定愿意搬。最后说唯独城墙那儿没有民房,一户都不用搬迁,最省事了,所以就决定拆掉。
城墙和城楼拆了是挺可惜的。我只知道团城是梁先生保护下来的,团城在北海和中海之间,上面的主殿承光殿是元代建立的,是真正国宝级的文物。当时为了把一条路加宽取直,本打算拆掉团城,梁先生苦苦哀求才得以保留下来。1961年,国务院将团城及北海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对于古建筑的保护需要有所取舍,北京住了历代的古人,哪儿都有名人故居,如果把那些故居都保留下来,那北京就甭修路了。
不想贬低任何同行的工作
新京报:面对不断老化、损坏的古建筑,是该保留还是舍弃,该如何选择?如果保留,又该如何修缮呢?
张克群:能保留的都尽量保留,我写这几本书,就是为了提高大家的遗产保护意识。我去过好几个村子,我在资料上看到那里有一个元代的庙,结果去了以后,当地人说,“那破庙有什么用啊?我们早给拆了。”拆了以后,那些木材就成了他们家的房梁。
所以,首先得提高大家的保护意识,知道老祖宗有什么好东西,然后力所能及地去保护,实在烂得没法修就不修了。明十三陵据我所知只修复了四个,其他的都没修复,但也没拆,我估计就是等着有钱了再修复。
对于修缮的方式,我觉得应该整旧如旧,就跟镶牙似的,七八十岁的老人弄一口牙跟年轻人一样白,一龇起来还不吓人一大跳?一定要弄得黄一点,灰一点。我看过天津独乐寺的修复,我觉得特别好,过去的隔墙没有什么砖头水泥,他们就原封不动地拿荆条编墙,再抹上大泥,完全跟古代一样,包括彩画他们也不画得特别鲜艳。我不赞成用水泥材料做古建筑,那就跟老祖宗的画像坏了,你给他涂个口红、烫个头似的,肯定不协调。
新京报:今天,北京、上海已经成为国际大都市,全世界的很多设计师都可以把自己的设计理念在中国得以实现,诞生了很多造型奇特的建筑,你对此怎么看?
张克群:建筑师都有一个毛病,就是绝不能让自己设计的房子跟别人的一样,必须得出奇,尤其是外国建筑师,这些建筑有的弄得挺好,有的不敢恭维。比如国家大剧院就做得特别好,它的一个主要理念是不遮挡其他主体建筑,如果盖一个大方块,这个角可能挡住了天安门,另一个角可能挡住了人民大会堂,那是不可取的,所以就设计成一个鸡蛋的样子。
我不贬低任何同行的工作,因为大家都很难,会受到政策、经济各种因素制约。反正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趋势,比如说现在的趋势就是所有的墙都是歪的,所有的地都不平,可能会很好玩,但也很费钱。只要有钱,什么稀奇古怪的造型都能弄出来,国外有一个新名词叫解构主义,这是一个潮流,控制不了。
本文内容首发于新京报旗下公号“文化客厅”。作者:徐学勤;编辑:萧轶 西西;校对:翟永军。本文彩图及插画来源于张克群《北京古建筑物语》,经化学工业出版社授权使用。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,欢迎转发至朋友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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